对于开展合宪性审查的机构、方式、范围、程序、标准，以及宪法解释、合宪性意见征询、宪法实施情况报告等有关制度和工作机制，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落实。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关于权利救济(保障权利)。
这两个规定要求司法人员全面、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司法不公开、不透明，就会给暗箱操作留下空间，就会导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司法改革事项，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二是民主司法，即司法运行过程和程序全面公开，当事人知情、协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信息对公众和媒体开放等，都是民主司法。
另一方面强调在司法权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审判权。(3)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核，提出审查意见。[34]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15-16页。
[10]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13页。[29]在1934年的一个判例中，法官不仅引用《约法》第37条人民得自由营业的规定说明官署即不能加以任何强制之处分。[37]林纪东：《中国行政法总论》，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8页。法官指出：按照《民法》规定，户绝财产应经过法院公示催告，限期届满而无人承认继承时，其遗产于清偿债权及交付遗赠物后，并以其剩余，归属国库。
法律虽然没有明示行政法院的判例对嗣后的审判是否具有先例拘束力，但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却存在援用判例的事实。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处分程序合法包括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法定的顺序、法定的期限和法定附款。
行政法院将官署基于治权作用，对于各个事实之具体的行为称之为行政处分（Administrative Measure）。[22]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1页。[2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页。因此，国外在司法审查的实践中逐渐发展了行政合理性审查标准以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只是近代行政法院对判例的适用尚处于补充制定法阶段，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体系不能同日而语。[7]主管官署对于所属公务员奖惩之处分与对于人民之处分有别，受处分之公务员不得依行政诉讼程序予以救济。[28] 然而民国法制不备，行政事务又纷繁芜杂，原被告在诉讼时常直接援用《约法》支持自己主张。其二，在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寻求提升指导性案例效力的路径。
【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行政判例 行政法院 审查标准 。那么，合法性具体应包含哪些内容呢？对此，行政判例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化。
为弥补法律缺陷，保障民众权益，行政法院逐渐突破当时的宪法解释体制，在审判中不仅援引《约法》条款认定被诉行政处分违法，也以此为依据拒绝适用违反《约法》的地方行政法规。为此，行政法院发布了近50个行政判例，不仅建立了行政审判权限的形式标准—行政官署的行为，还逐渐发展了行政审判权限的实质标准—公共权力标准。
如王则时等诉永嘉县政府等案件中，行政法院承袭以往判决，明确指出因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固可征收私有土地，然需依照土地法规定之土地征收程序，始得为之。如沈文珊诉财政部税务署案中，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援用了1935年判字第59号的判例，行政法院在判决理由中也对此作了正面回应。近代行政法院是否在审判中发展了该原则？通过实证考察，行政法院在对待行政官署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上表现出谨慎的态度。[40]1934年12月25日《司法公报》第11号。前者以命令为基础，乃优越的意志所产生，乃行政机关之特别活动，应受特别法律规则之支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40]同样，成为多年惯行之事实，已生普通一般人之确信心的行政惯例也是行政法院判案的依据。
一般情况下，行政法院对于行政官署作出的事实裁定有合理的证据支持时，选择尊重行政主体的结论，[24]除非行政处分明显不当导致相对人权利受损。行政判例在司法实践中获得了生命力，正如民国学者所言：全国各级法院之审判官，其遵守最高法院之判例，自应与遵守司法院之解释具有同一之精神。
查阅行政法院的判决，大多数案件中法官均以法律或行政法规作为判决依据。既经补助，即为有特定目的之独立财产，不能任意处分。
因此，被告的行为不能认为其适法。[3]行政处分如有损害人民的正当权利或令其负担不合法的义务，则为违法处分，可提起诉讼，但以下三种行为除外：一是抽象行政行为。
[23]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判决汇编（1933-1937）》，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5页。那么，所推荐的案例一旦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为指导性案例，是否意味着该判决对任何一级法院和任何区域法院具有事实拘束力？因此，为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灵活性和生命力，必须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程序、制度和技术体系的研究和开发。[18][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如何激活法律的活力，实现法律的本土化，成为最高司法机关的首要任务。
其三，加强指导性案例的选择、编辑、适用等的程序设计。[15]行政法院强调主管官署对于受设立许可之法人固有监管之职权，然非依据法令不能任意解散而收归公有。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虽已建立，但在技术操作层面仍有不足。近代行政判例不仅在个案上有直接效力，且对嗣后的审判具有先例拘束力，处于行政法的法源地位。
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变更立法体制相对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机制的创新赋予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效力，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11]后者的活动，其性质与私人的活动相同，如人民与国家因买卖、租赁、借贷、赔偿工伤等引起的争议以及人民或团体相互间因请求分担公共建筑费用而发生的纯粹私法上的争议，都属于私权之争执，系民事诉讼范围，应由普通法院依法裁判，而非行政官署所能以强力迳为处置。
[42]张志铭教授归纳了学界有关指导性案例的价值、目的、功能、作用的论述主要有15个方面，内容涉及弥补成文法、司法解释的局限、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总结推广司法经验、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等方面。[26]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3页。如在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商标争执案中，因大中华公司所注册的商标遭邓禄普公司异议而被撤销，被诉至行政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院可以就法律、法令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
命令分为国民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前者如《海关缉私条例》、《监督寺庙条例》，《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后者如《南京市清查市有土地暂行章程》、《河北省契税暂行章程》。[13]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蕴含了合法性审查的基本原则，但对是否适用合理性原则并未明示。
[5]行政法院编纂：《行政法院判例要旨》，大东书局印行，1945年版，第41页。[36]行政法院与最高法院平级，其判例也为行政法之法源。
同时，行政法院进一步说明了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表示者是指表示自己之姓名商号或其商品之名称、产地、品质、形状、公用等事而言。行政法院结合当时行政与司法功能的差异以及司法介入行政的能力等因素，通过判例细化了合法性审查标准，对合理性审查标准表现出了必要的克制。
